講題：黃春明的〈鑼〉
講師：吳達芸
日期：2013.02.26
上課一開始，達芸老師即提醒同學，小說最大的特色，在於FICTION(虛構)，話雖如此，但往往在書寫中呈現出一種真實的情境與情感，有許多人寫了作品只是藏在抽屜裏，未曾拿出來發表。然而除非是原本即預期不為人知的日記書寫方式，不然不管他寫了多少，也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二十世紀之後的讀者反應論有所謂的「作品的完成，在於被閱讀之後。」，所以其實在書寫這件事情上，讀者佔了其中極為重要的部份，這也是今天這個課程的開課目的在於訓練同學們精讀的能力，讓同學們可以在閱讀文本之餘，也能學會分享、欣賞，並在字裏行裏尋找作者書寫的脈絡，經過沈潛思考而公正地去評析一部作品。
黃春明的小說創作始於民國６３年，距今已經三十餘年，在當時陳映真、王文興等現代文學興起的背景，黃春明的作品等於是開啟了鄉土文學的一扇窗口，今天要閱讀的這篇〈鑼〉，創作的場域就在宜蘭羅東：「阿里史人種番薯都是要送人吃的。你偷番薯被抓了，你就說我是街仔浮崙仔，咱們都是福祿的啦。那主人就會客氣地說：這些不好，家裡有好的。接著順便帶你去挑一擔不大緊，還請吃一頓飯哪！當然，你要是說是阿束社西皮的，當場就會被打死。」作者黃春明在主角因飢餓欲偷木瓜時，想起曾經去阿里史偷過蕃薯的記憶一段，用這樣的生動的描述，詳細地述說了自清朝以來彰泉兩派的爭鬥，事隔多年，仍在當地人間造成了一種族群的影響。達芸老師並從此段的描述為同學們補充黃春明書寫的當時，台灣尚未解嚴，仍是以國語為唯一的正統使用語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或許是黃春明使用了這樣的書寫方式的原因。而在一場中正大學以他為主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黃春明跨領域」中自述他的書寫始於國中二年級，受到當時老師（王賢春女士）的鼓勵，並獲贈了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 1893-1939）和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小說集，這兩本書深深地影響了當年的他和日後的創作之路，這個女老師卻在不久後莫名消失，第二天，整個羅東鎮傳說「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這樣的傳聞；在會議中黃春明也自述，他曾在偷來的一本政治概論裡，讀到馬克斯、恩格斯他們兩人共寫的共產黨宣言裡面的一句話：「窮人唯一的財產，是手鐐和腳扣。」當時忍不住就哭了。這句話對他的創作造成極大的影響，從此他在書寫中極具批判性並不斷地書寫著社會底層中弱勢的民眾，而他的筆成了他們發聲的管道，因此陳映真曾對他說：「春明呀，你是天生的共產黨。」影響黃春明創作的人還有主編聯合報副刊的林海音先生，在當時對語言使用極為敏感、知識人動輒得咎的時代，她卻願意甘冒大不諱的風險，一字不易地刊載他的投稿〈城仔落車〉，黃春明坦言，若是當時林海音更改了他的作品，哪怕只是把篇名翻成國語的「阿城下車」，他必然會受挫而不再書寫。
達芸老師並援引說明〈鑼〉這篇文章中主角的職業，受聘到處宣傳、宣導傳播各種訊息，其實等同今日的廣告人，於此老師給了同學今天的作業：請同學們回去聆聽非電視媒體的播音，例如廣播電台等，透過聆聽去觀察他們的傳播方式，揣想書中主角憨欽仔當時的職業職能與心情；同時達芸老師在導讀中也為同學們說明黃春明在這篇小說中，如何透過情節的發生，立竿見影中生動地把主角憨欽仔的性格與人性活現在讀者眼前。
「他拉衣服拭汗，一邊就那麼躺著地瞄透氣孔。它原來就是煙囪，被拿來埋在很厚的土堆裡，就變成這個洞裡的透氣管。很奇怪？不管雨下得多大，雨點從不從那裡掉進來。有時憨欽仔會用一塊磚把管口蓋住。今天沒有，他看到透深的藍圓碟靈活地在一團漆黑中，跟憨欽仔的眼睛的角度移動。如果他能看到一顆銀亮的星，走進圓碟子裡面，也就可以知道過好久才是天亮。他沒看到什麼，透藍的圓碟在他上頭，隱密地浮動著。他不為那一點隱密誘惑。他面牆側臥，想著明天。」達芸老師為大家誦讀此段，並說起由於兒時曾聽任空襲防務總幹事的父親說起當年「重慶防空洞慘案」，每讀到這一段時總不自主地聯想到棺材，這樣的聯想結合了情節，彷彿是作家藉由此道具不僅成了思想運筆的起點，同時也營造成作品中重要的情境重現。對於現代人們生活中早已消聲匿跡的防空洞，在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戰亂時期卻是當時人們藉以避難的重要場域，也是後來許多作者筆下記憶重現的場景，達芸老師也為大家引介了另一篇以防空同為題材的小說，這篇講述兩位男女因錯過關門時間而被困在防空洞中求救無門，最後不幸罹難時只能留下叫人感慨的遺言「我們相愛，不是自殺」的小說（陳若㬢〈地道〉）讓同學們作為閱讀參考。
在「隘路」一段，作者用一種全知觀點夾雜主角憨欽仔的視角，呈現出當時因失去敲鑼機會而無法謀生的主角，強迫自己迂遵降貴混入靠著協助喪事謀口飯吃的羅漢腳仔行列中的過程；「突然棺材店的斧聲和鋸木聲，都一起停下，而茄冬樹下這邊的一夥，也驚奇對面的頓然靜止的舉動，終止他們的笑聲，除了憨欽仔的笑聲多拖了一口氣，大家很整齊地把臉轉向棺材店。」作者用這樣的描述說明了憨欽仔初初進入這個團伙的不適應，也預示了他在「茄冬樹下討生活」這條路上的格格不入。而在路上巧遇賒債的雜貨店老闆時，他在心中的掙扎和餘勇，在好面子的過程裏轉化成溫言告饒與示好的表現，更是鮮活地呈現了憨欽仔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中，卑微卻自尊地活著的心境。
在本篇小說的最末，作者寫了這樣的結局：在終於有機會重拾敲鑼的工作時，因性格的妄尊而刻意表現讓憨欽仔自己毀了這個人生的轉機，一時間劇情急轉直下，給他工作機會的公所人員喝止了憨欽仔的敲鑼，因而心亂地亂敲以致毀了他生命中極重要的工具（銅鑼），「他的聲音已經顫抖得聽不清什麼了。但是他的嘴巴還是像在講話，用力地一張一閉，到後來連聲音都沒有了。只是講話的口形，叫人從中可以猜出，他一直在說“我憨欽仔，我憨欽仔。“」直到最後，心神俱散的主角仍然透過喃喃自語試圖要表現出他內心自尊的自我人格。從這個結局達芸老師為同學說明，黃春明的小說的結局往往是悲劇，他刻意用這樣的處理方式，其實反映了當年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真實的生活景況，讓人讀來心情異常地沈重，但也真實地在歷史上為這些日後在史上或許無法留名的人留下了無比真實生活的紀錄。
最後，達芸老師透過與呂興昌老師的對話，分享他們彼此對於閱讀黃春明作品的觀察，並引介比較另一位同為鄉土文學書寫的作家，同時也是象徵主義的代表－－七等生的作品如《我愛黑眼珠》讓同學作為閱讀的參考，透過閱讀去細品這兩位作家的創作，一以敍述方式，一以場景的營造，是如何透過作品把其寫實主義的思考表現在其作品之中。
延伸閱讀：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寫作歷程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
